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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,120年前的那场变法也许只是一场闹剧


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,120年前的那场变法也许只是一场闹剧


文|郭天民(读史专栏作者)


120年前,也就是从现在往上推的第二个戊戌年,一场貌似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,便以六颗人头的落地戛然而止。

短短103天,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如白驹过隙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而在这103天中,变法派们所做的一切,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扔进一颗小石子,来不及泛起涟漪就被滚滚洪流淹没了。

戊戌变法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最不成气候的一次变法,如果不是一个人的死赋予这场变法以悲剧色彩,它也许会作为一场闹剧,被历史的书写者们一笔带过。

而这个人,就是谭嗣同。

让我们先来看看主持变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组。

变法的编剧和导演当然是康有为和梁启超,当时,康有为40岁,梁启超25岁,谭嗣同33岁,林旭23岁,刘光第39岁,康广仁31岁,杨锐41岁,杨深秀49岁。

他们赖以实施变法主张的主角光绪皇帝,当时也只有27岁。

与那些顽固的保守派或者老谋深算的洋务派相比,这些人的资历和人生阅历,明显处于劣势。

姜还是老的辣。

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抓住光绪皇帝,就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,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

他们企图淘汰原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班底,取而代之。

但是这个剧组中,除了杨深秀和刘光第在官场上演过角色,杨锐在张之洞的幕府跑过龙套外,其他人都是官场小白,连地方小官都没做过,根本谈不上从政经验。

光绪皇帝更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的小鲜肉,虽然到变法时已经亲政九年,但却既没有实权,也没有独自执政经历,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傀儡皇帝。

如果说此时的大清政府是一艘千疮百孔,摇摇欲坠的破船,那么把原来的水手赶跑,把舵交给这群徒有一腔热情而根本没有航海经验的人来掌,其危险性可能更大。

再来看看变法期间,他们都做了些什么。

首先,在短短103天内,光绪皇帝颁布了110道改革诏令,平均每天发布一道还多,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教方方面面。

这么密集的诏令不要说在一个幅员辽阔,人口众多的国家,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,也很难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。

对此,维新变法的过来人,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作为旁观者,看得最透彻,他跟李鸿章说:

“治弱国如修坏室,一任三五喜事之徒,运以重椎,絙以巨索,邪许一声,压其至矣!”

意思是说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,而如果拿着“重椎、巨索”大拆大建,结果当然就会压垮房子。

英国人赫德则认为,“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,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,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”。

就是说一口吃不成胖子。

治大国若烹小鲜,2000多年前老子发出的警告,被饱读圣贤书的康有为们当成了耳旁风。

在变法实施过程中,总导演康有为摇摆不定,前后矛盾。他一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,甚至背弃自己当初的民权思想。

对与自己产生政治分歧的谭嗣同,谩骂攻击,说他和林旭的相貌举止,根本不像开国功臣的样子。

谭嗣同的许多政治主张,在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之前,就已经被康有为否定了。

由于慈禧太后并没有把权力完全交给光绪皇帝,对一些重大问题仍然要求他早上请示,晚上汇报。

为了争夺权力,康有为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:围攻颐和园,干掉慈禧。这个计划(或者说阴谋)直接导致了六君子的脑袋落地。

而他们借助的力量居然是在旧官僚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袁世凯。

袁世凯虽然同情变法,后来也有证据表明袁世凯并没有事先告密,但袁世凯对新旧力量的悬殊有清醒认识,他知道这种疯狂举动不仅大逆不道,而且是以卵击石。

维新派寄希望于他,无异于缘木求鱼,甚至是抱薪救火。

变法失败后,康有为和梁启超仓皇逃命,连自己的亲兄弟康广仁也不顾了。

以至于康广仁被捕后在监狱里以头撞墙,痛哭失声:“天哪!哥哥的事,要兄弟来承当。”

而且康有为的人品实在是不够看,变法失败后,明面上仍然到处宣传变法,在海外筹集资金,却实际上包养小老婆花天酒地。

最后梁启超都为他不齿,甚至悔恨拜这种人为师。

但是,戊戌变法毕竟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,成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,而这一切,完全是因为谭嗣同的死。

谭嗣同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,五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,接受封建传统文化教育。

他既习文,又练武,性格刚毅,处事果断,敢作敢当,急公好义。20岁时,抛弃舒适的家庭生活,开始四处壮游。

他把对自然、社会与人生的多年思索,对封建制度的不满与批判,以及对改革中国的理考与探索,融合成一部惊世骇俗的奇书——《仁学》。

他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,而且一以贯之,他是变法阵营中最清醒、最坚决的一员。

谭嗣同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,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变法失败后,他多次拒绝出逃,每日照常习文练武,决计杀身成仁,为变法献身。

他对前来劝他出逃的梁启超说:“大丈夫不做事则已,做事则磊磊落落。”并在狱中写下了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这样豪气冲天的诗句。

他对变法充满的各种危险,早就有清醒的认识。入京以前,他再三向妻子表白:视荣华如梦幻,视死辱为常事。无喜无悲,听其自然。

他平常就喜用“杀身灭族”四字来与朋友互勉,可见他的从容赴死,决不是偶然的。

关于谭嗣同的死,后人多有非议,认为他死得不值得,白白牺牲了性命。但正是因为谭嗣同的慷慨赴死,才使戊戌变法多了几分悲壮,多了几分光彩。

谭嗣同的名字,几乎成了戊戌变法的代名词。

其实谭嗣同之死的历史意义,还远不止这些,他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诠释:“各国变法,无不因流血而成。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”。

正是谭嗣同的这种殉道精神,使世人猛然警醒。

一些原本主张改良的温和派,也转而同情革命派。

13年后,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步其后尘,慷慨就义,就连他写给妻子的《与妻书》,也与谭嗣同写给妻子的遗书异曲同工,谭嗣同的死,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。

1898年9月28日下午3点半,历史在这一时刻凝固了。

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至菜市口行刑场,临刑前,谭嗣同仰天大笑,高呼: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。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!”

刽子手杀官员用的刀比杀老百姓用的刀要钝。

面对前几人不是被一下子砍头,而是被一刀一刀锯头的血腥惨状,有几个人还能有这样的气势和胆魄。

当刽子手屠刀落下的一刹那,血光照亮了历史的天空,谭嗣同的鲜血凝固成中国历史上一道亘古不灭的彩虹。

谭嗣同,男子汉大丈夫之楷模也!